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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祥與dannyboy的對話--閱讀手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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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‧布萊伯利 (Ray Bradbury) 當作前言的一篇文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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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,我剛寫好《華氏451度》一個較長的版本,我從一位藝術家朋友Joe Mugnaini的作品替我的文本找個象徵。瀏覽他的素描,我想出一個綜合性的比喻:唐吉訶德穿著報紙做成的盔甲,站在一堆燃燒的書本上。那個傢伙不是假唐吉訶德,而是我自己。我的一生都與書本有關,很少與其他事有瓜葛,這應該是我的文章在最前面當作前言的原因吧。 我生命的中的女人都是圖書館員、國文老師,或是書商。她們如果無法講托爾斯泰、喬伊斯,或是告訴我如何去愛倫坡的厄夏家,那麼我們也走不下去。我總是很想受教育,而枕邊細語是最棒的方式。 幸福的1946年,我在舊金山的一間書店遇見我的妻子。1947年,她立下宣貧誓約,嫁給我。我們一窮二白,不亞於教堂裡的老鼠,住在加州的威尼斯,靠著熱狗、披薩、劣質葡萄酒填肚子。我在建造文學火箭,只是沒有發射到月亮,卻誤撞到火星。 我在二手店Goodwill花一毛或兩毛五,搜購必要的書籍,不斷增添個人藏書。降價的莎士比亞、史坦貝克、蕭伯納,對我來說是一生難得的好交易。 我對書本懷著莫大的信心,所以帶著對短篇小說老師的懷念,還有一本葉慈/濟慈/雪萊/詩集,從洛杉磯一所高中畢業,並沒有指望進大學。我的第二本小說《當邪惡來臨》(Something Wicked This Way Comes) 就是獻給他們。 圖書館的深遠影響,在我的第一本小說《華氏451度》很清楚。我根本無法在我那沒有車的車庫裡寫作。女兒敲後窗,吵著要爸爸出去跟她玩。我去跟她玩了。代價是故事沒寫幾篇;存款沒幾文。 有一天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圖書館遊盪,突然聽到樓下有打字機的聲音,走下去,發現那裡有一間打字室,我可以在那裡每半小時付一毛錢,敲打我那些沒有生命氣息的文字。打字機下面有個吃角子老虎一樣的機器,到時間把錢幣塞進去。你就拼了命的敲打,一直到打字機靜止不動,再去拿錢。九天內我打好《華氏451》,花了我九塊八毛,完成日後我口中的「一毛錢小說」。 不過這棟大樓更重要的是上面會壓死人的藏書。在我租用的打字機限時空檔,我會衝到樓上,沿著不同的書架胡亂摸索,希望能找到奇怪的書來作朋友。當我找到合適的句子,就再回到樓下,丟進那個名叫孟泰格 (Montag) 的燒書員,以及同樣火爆的上司的嘴巴裡。我的生活狀態可以用強力過度呼吸形容之,埋頭將我的作品錘鍊成形。結果,圖書館竟然成了我這輩子最理想的產房。我的孩子生於飢貧邊緣 (我那個時候還在每個字一兩分錢,出售我的短篇小說),歷經麥卡錫、史達林、毛澤東這些怕資訊流傳的人;謝天謝地,如今還留在全國各圖書館。 多年來,我寫了不少故事、散文、新詩、小說,提到我們那個時代的作家。我曾經在一首詩裡自認愛蜜莉‧狄瑾森是我的母親、愛倫坡是我的父親,而威爾斯 (H. G. Wells) 與凡爾納 (Jules Verne) 是我孤癖古怪的叔叔舅舅。我有一首詩的題目是:「狄瑾森,你在哪裡?梅爾維爾昨夜在睡夢中呼喚你。」有一篇小說則講到1932年,我十二歲的時候,如何在祖母家的客房幫助狄更生完成《雙城記》。 最後,不久前完成一篇「臨終聖禮」,發明了時光機器,可以回去拯救那些我喜歡,但是即將死亡的作家,給他們的文學前途些許盼望。我最後一個小時趕到梅爾維爾家,把1930、1954、1999,他的作品各種新版本陳列在他眼前,好讓這位早已被遺忘的老人看見,他的文學生命是永垂不朽的。赫曼,我輕呼著他的名字,張開眼睛。請你讀1939年重新出版的作品,裡面的第一行。赫曼喃喃低語:「叫我以實瑪利」,就過世了。 我又拜訪愛倫坡,給他留了幾本《愛倫坡恐怖小說集》,最後再去巴黎向王爾德告別。 這就是我的一輩子:先是書香――書的味道都很好――再來是書、書、紀念書。 埃及人死後會防腐保存自己的愛貓來暖腳。如果萬事如意,我的寵物也會跟著我進入永恆:莎士比亞當枕頭、一手愛倫坡、一手葉慈,再用蕭伯納暖腳趾頭。長途旅行的良伴。 目前,我則是以無藥可救的偏見,給這些愛書絮語打頭陣。 請,開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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